12月底，在看自己的豆瓣“想读”列表，众多书中选择了《一个女人的故事》。近些年来，虽然会关注诺奖花落谁家，但是真的去读他们的作品么，倒是极少的。刚好想看女性作家的作品，我就打算看这本。等我打开某阅读软件时，发现这个故事真的很短，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。
作品以第一人称“我”进行叙述，一面以回溯的方式讲述“我”母亲的故事，一面以夹议夹叙的方式讲述书的缘由、过程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思考。
埃尔诺在书里写：“我希望我写出的正好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，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。我的计划是文学属性的，因为我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，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文字达到。(也就是说，照片、我的回忆，以及家人的见证都不能给我这个真理。)但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希望保持在文学之下。” 我羡慕她有这样的文笔写出自己母亲的故事，更多时候我都是词不达意。再退一步来说，我对我母亲的了解根本不及作者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书写的价值，写出来都是异彩纷呈的小说。
可是，我并未曾了解过父母的故事，他们在我印象里只有和我相处的片段。我不太知道他们作为其他社会角色是什么样的样子，我没有看见过他们工作时候的操劳。他们面对甲方、面对上司是什么样的呢？刷微博的时候看见一位博主说：“很震撼，我发现我只能接受我爸出现在家里和他上班的地方。”虽然我暂时没有在街上偶遇父母的经历，但是我在街上遇上过比较熟悉的长辈，我转头就跑了。好像也是，我没有了解也没有接受他们在社会的其他身份。
如果可以，每一个和父母的故事都是值得阅读的小书，如果可以，可以和家里人聊聊他们的故事。比如，我就八卦过老爸的情史。虽然他惜字如金，一句话讲完自己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在我继续逼问的时候，他还是流露出一丝害羞的眼神，叫我别问了，匆匆结束这个话题。突然觉得自己老爸的形象鲜活了起来，他也有这样少见的一面。和老妈聊这些就不一样了，我记得那是2021年的夏天，我们两个躺在一张床上，聊到她的过去聊到三四点。不好说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很奇妙。突然抽离了父母与子女的身份，好像脱离时空的限制，变成了他们年轻时候一起聊八卦的朋友。
当然，我也不知道作者安妮是如何知道自己父母年轻时候的故事的。虽然从篇幅上来说，作者还是更侧重自己和母亲的故事，但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标题取的会不会有些过于宏大呢?关于标题，马利红学者在论文里写：《一个女人》（ Une Femme）的法文标题由一个泛指的不定冠词“一”或“任一”（une） 和一个阴性名词“女人” （femme）构成。因此小说标题是歧义双关的，具有不确指性。从个别意义上看这是关于母亲和“我”个体命运的“故事”（l’histoire）；从普遍意义上看这又是关于女性集体命运的“历史（l’Histoire）。那么在这个不确定的“一个女人”背 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深意呢？
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我愿意承认这个标题的妙处。这里的母亲是可以超越国别的，阅读的时候总能看见自己母亲的影子。
书中有个很典型的场景：一位拒绝别人帮助的母亲，当看到我用手工作时，用同样责备的语气说:“放下让我来做，你去做更重要的事。”(在我十岁时，这意味着去温习功课，现在则意味着去备课，总之做一名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情。)
这个场景再熟悉不过了，年少时承担一切让我去读书，实际上我又读了多少书呢？他们牺牲了太多培养我。我有时候也会谴责自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得以看见更大的世界，我却嗤之以鼻，抗拒他们的说教。“我 ”最后也成了知识分子，算是完成了阶级提升。“对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的’我‘来说，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。一方面，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，是希望她’生活得比自己更好‘的亲人；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，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，因此，’我‘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，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，是一种心灵的煎熬，’我‘把这叫作’内心的流亡‘。随着埃尔诺近学校读书学习，渐渐褪去工人阶级的习性后，亲子关系发生了割裂，“在某些时刻，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。”
但我又在想我父母这么做，是想让我做一名知识分子，从而进行阶级跨越吗？我不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，我只觉得他们希望我努力读书，但是有没有想要阶级跃迁有待商榷。或许他们隐隐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我之前从不会把他们这样的行为理解成为阶级跨越所作的努力。或许是因为阶级这个词在我们语境里不常用,不知道这样说准不准确。
在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大言不惭:“至于阶级，于我个人而言，不是太喜欢这段。母亲就是母亲，无关阶级。当然，阶级带来了他们的矛盾，要写但是多少显得刻意。”但是万柳书院爆火，引发对于阶级的讨论时，我觉得阶级是要书写的，这样直白的书写也是需要的。
如果不是埃尔诺这样直白地写阶级带来自己和父母的矛盾，我也从没想过这些问题可以从阶层去考虑。中国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体验到阶级跃迁的割裂感。
《“读书的料”及其文化生产》中说：“我的个人生命经历颇像一个典型的“寒门贵子”，或许未来我还将成为一个典型或者非典型的“凤凰男”。即便我不想把这些标签贴在身上，但我知道它们如影随形。有的时候，以为农村背景是失败者的耻辱、蛰伏着的隐痛，是成功的陪衬品，是从深海向水面上浮时需要慢慢抛掉的融入血液的气泡。但说到底，它已经弥散在海水里、遍布于空气中。无论是刻骨铭心的屈辱还是迎来鲜花和掌声的时刻，曾经的记忆总会浮现。在这记忆的深渊之中，总有一些画面和声响如冲印的照片一般挥之不去，促使我在面对理论时总容易有强烈的代入感。”
这样的痛苦不仅存在于法国，同样存在中国。那些子女出国留学后，和家里父母决裂的新闻历历在目。而埃尔诺则用文学的笔触去“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性别、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化生活。”
埃尔诺22岁时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要写作，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。”她擅长以自己的故事来描绘一个群体共同的故事。出身贫寒的父母如何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困境所进行的奋斗，不同阶级的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她说：“切身生活经历是我灵感的源泉，我把它们写下来，俄亥俄州或日本的任何一位读者也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，书籍在我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，怎不令人喜极而泣。”
或许也正是如此，她的作品带有社会学的影子。她试图用社会学方法“在个人记忆中找到集体记忆的记忆”，从而摆脱“个性的陷阱”。这种社会学方法可以扩展传统的自传式“我”：“我使用的‘我’，在我看来是一种非个人的形式，几乎没有性别，有时甚至更像是‘他者’中的一个词，而不是一个词‘我’：简而言之，一种超个人的形式。它不构成自我虚构的手段，但根据我的经验，它是一种把握现实迹象的手段。”
安妮在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曾表示，“一名小说家的天职，就是讲述事实。“虽然有批评家说她这样过分地暴露自己，但语言是“一把刀”，要撕开社会幻相的面纱，让读者看到社会的真相。
写在最后：
其实读的时候，我更关注“我”与母亲的故事，但是写的时候，我更把目光投向宏大的层面。但是我对于“阶级”写不出任何东西，可能是年纪太小，可能是没有到所谓成功的地步。本来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不应该故弄玄虚地写，但是我还是写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值得关注的事情。我先前没有注意到过，这本书算是启发了我。观点未免显得稚嫩以及僵硬，等日后看得更多了再补。
参考文献：
[1]马利红.回归“游离”的矛盾书写——解读法国当代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的《一个女人》[J].当代外国文学,2007(03):110-114.DOI:10.16077/j.cnki.issn1001-1757.2007.03.017.
[2]程猛.“读书的料”及其文化生产[M],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8年
[3]诺奖作家安妮·埃尔诺：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世界